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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简易程序司法运作的问题与对策
时间:2016-1-21 11:12:00 |   浏览:
      在刑事诉讼领域,简易程序对于协调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于1996年修改时构建了简易程序。该程序在有效提升诉讼效率的同时,也有着固有的缺陷。我国于2012年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扩大其适用范围,要求公诉人必须出庭支持公诉,从而对简易程序作出了重大的完善。在立法的层面上,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没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司法适用却出现一些问题。具体体现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当转化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认定方面较为困难;被告人难以行使程序选择权;辩护权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司法机关应当重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价值,严格把握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条件,规范程序转化条件中“兜底条款”的适用,防止简易程序不当转化为普通程序。重点是加强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与真实性的审查。司法机关应当激励被告人行使程序选择权,从而促使简易程序的优先适用,同时司法机关还应当通过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选择权与救济权来维护其选择简易程序的利益。司法机关还应当通过与法律援助机构协调,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等方式,在简易程序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力度。

 

 

 

关键词:刑事简易程序;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程序选择权

 

 


一、刑事简易程序概述

简易程序的出现是着力于解决司法资源的相对不足,其最早文献记载出现在英国《1879年犯罪起诉法》和1879年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这一时期的欧洲法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又正值经济结构急剧变化时期,导致司法资源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出现了简易程序,那么什么是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简易程序的价值追求又是什么,下面将对此进行展开论述。

(一)概念

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它的出现是法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一种相对高级的制度。从世界范围的法律制度看,各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具有一些共性的基本特征,亦是程序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易程序的“简易”是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的,那么首先就需要来熟悉以下普通程序的概念和特征。在马贵翔老师的书中,对简易程序作出了“层次性”的提法,教授将普通程序按照是否存在陪审团制度分成了完善形态和一般形态两个层次,而这两种形态又都分别对应着各自的简易程序,将对应完善形态普通程序的简易程序称之为广义上的简易程序,将对应一般形态普通程序的简易程序称之为狭义的简易程序。[①]这种狭义的简易程序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简易程序,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议题。

简易程序是在普通程序进行简化以后形成的程序,性质上是一种审判程序,是一种简化了的正当的审判程序。[②]根据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47条、第174条、第175条、第177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给我国2012年刑诉法修改前的刑事简易程序下一个粗犷的定义:刑事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时所依法采取的,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③]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对简易程序的定义从范围、审判组织、类型等都做了不小调整,完善了1996年刑诉法的诸多不足。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08条至215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可作如下概括:由基层人民法院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且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刑事案件中,依法所适用的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④]调整后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不仅包含独任制审判,还包含合议制审判,使审判组织的形式更加多样和完善;另外,纳入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也大幅的增加,使得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这一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特征

刑事简易程序存在于很多国家的程序法中,且每个国家对刑事简易程序的定义及其范围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就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而言,它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1.审理方式简化

审理方式的简化是刑事简易程序相较于其他诉讼程序最鲜明的特征,简化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庭审程序的简化,多数国家的刑事简易程序是将庭审程序简化,即被告人在正式法庭上承认了指控的事实后便省略了法庭调查阶段而直接进入定罪量刑部分;另一种是省略庭审程序,如美国法律中的辩诉交易程序和德国的处罚令程序,即是在法官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所指控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等进行书面审理,进而作出裁判的方式。我国的简易程序是在被告人认罪后,在法庭调查阶段以相对简捷、快速的方式进行审理,即庭审程序的简化。

2.适用范围有限

虽然刑事简易程序在很多国家都有较高的适用率,但是这些国家都不约而同的规定刑事简易程序不适用于重大、严重的犯罪。世界刑法学协会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决议》第23条指出:“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虽然各国对于轻微罪行的“轻微”定义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国家将简易程序作为默认的诉讼程序,但对于重大、严重的犯罪不适用简易程序却是各国的共识,我国亦是如此,虽然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大幅增加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但在适用条件上依然有着严格的限制的。

3.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

在适用简易程序所需的条件中,多数国家规定了以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为条件。美国辩诉交易的前提是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作承认有罪的答辩,意大利快速审判程序的启动是对于在询问过程中作出坦白的人,日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承认有罪的部分可以依照简易公审程序进行,有些国家规定被告认罪的部分可以缩短审判程序等。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则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作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被告人认罪才意味着案件的基本事实问题解决了,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庭审程序的简化,尽快的进入下一个阶段­——定罪量刑。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域外实践

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上看,法律制度无疑是上层建筑,其建筑风格取决于生产力的基础结构,简易程序最早出现于英国,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后在欧美等国成长蔓延,正值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使得社会矛盾复杂多变,各国的犯罪数和犯罪率逐步攀升,在一定时期导致司法机关无法正常运转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对社会各级结构的毁灭性的破坏,如果仍然按照原有的司法程序去审理每一起案件,将会使大量的诉讼不能及时得到处理,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在经过了不断尝试总结后,法律精英们认为以繁简分流、简化程序为突破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基于此,各国不同程度的出现适合本国国情的简易程序制度,如辩诉交易程序、处罚令程序、快速审理程序等。

辩诉交易程序,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或与被告人之间达成协议,被告人一方作有罪答辩或不作争议答辩,以换取检察官提供的较轻刑罚建议或减少罪数的指控等对被告人有利处罚,法官不参与上述过程,但基本认可协议并据此作出判决的简易程序。其实质是被告人放弃个人的部分权利换取较轻的刑罚,国家放弃对部分案件完全公正的追求换取整体司法公正,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近些年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改革中也得到广泛认同。

处罚令程序,是指对于一般的轻微刑事案件,检察官可以提出书面的申请,特殊情况甚至可以口头申请,法院无需通过开庭、陪审等程序,直接通过审查书面材料进而直接作出处罚命令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⑤]对于该程序的命名也不尽相同,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称之为“处罚令程序”,日本称“简易命令程序”,我国台湾地区称“简易判决处刑程序”,但对该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运作处理方式、救济程序和方式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快速审理程序,该程序适用于轻型刑事案件,存在庭审的程序,只是相比较于普通程序,它的庭审程序中某些环节可以省略或者酌情从简。德国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限于检察官申请、案情简单或者证据清楚且可能判处1年以下监禁或者剥夺驾驶权、适宜立即审理的案件。[⑥]在公诉提起方式上可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形式,在审理过程中一些环节的上压缩时间、简化过程。日本的简易公审程序首先排除较重以上犯罪案件的适用,在审理中可对被告人认罪的部分简化程序,甚至可以省略对证据的调查等程序。意大利的简易程序,在自由刑范围限度上较广,因为意大利已经废除了死刑,其简易程序几乎适用于判处无期徒刑以外所有的刑事案件。其申请简易程序审理是由被告人提出,无需征得检察官的同意,法官决定是否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采用独任审判形式,庭审不按照普通审判程序,证人可不出庭,不进行言词争辩或限制言词争辩等方式,基本以商讨形式进行,判决亦可是无罪判决,而不需要变更审理程序。[⑦]意大利的简易程序种类多样、适用范围广、诉讼效率高,已被许多进行司法改革的国家所学习和借鉴。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经济也正在从传统的农业耕织经济为主导向工业城镇化经济主导的转变,所经历的情况类似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且比之更为复杂多样,法律资源、司法资源已不能满足经济急速发展导致的案件量激增的诉讼之需,因此,我国也开始尝试通过简易程序的诉讼制度来平衡公正和效率,缓解这一社会矛盾。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简易程序运作中出现的问题

新刑诉法自201311日正式实施,新法相较于旧法改进很大,但新旧更替阶段难免会出现畏惧、不适、疑虑等情况,虽然有些是意料之中,有些是意料之外,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需要人们想办法去解决的。下面来简单介绍一下刑事简易程序的运作状况和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简易程序不当转化成普通程序

调整后的简易程序在实施过程中,给人民法院和法官们带来的影响可能没有学者们想象的那么好。下面的这张表是从安徽省六安sunbet金安区人民法院实际统计的数字,它反映的是新刑诉法实施前后刑事案件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情况。

 

 

旧存刑事案件

受理刑事案件

审结

上诉、抗诉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

总计

其中:独任制审判

上诉、抗诉案件

2011

0

207

206

34

57

57

0

2012

1

292

276

57

92

92

4

2013

17

285

286

46

83

83

3

201416

16

143

125

32

39

39

2

这张表格制定的初衷之一就是想看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采用合议制审判组织形式的情况。数据显示,新法实施前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数量,并没有因为新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而有明显的变化,2013年至20146月,该院适用简易程序所采用的审判组织形式一直是独任制,没有以合议制审理的案件,经过核实确实如此,统计人员说,2013年本来是有十几起采用合议制形式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后来都转成了普通程序审理,2014年就基本没有了。笔者也了解了其他几个区县的情况也相差不大。笔者后来又据此情况询问了刑庭的工作人员,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刑庭真正正常办案的审判人员太少,手上的案件基本都保持在十几件以上,20天的审理期限太短;二是普通百姓法律知识较浅,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的刑事案件还是属于较重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更正规,更能让被告人和被害人方所接受,;三是申请延期的手续要庭长和分管院长签字,办理延期手续相对较繁琐,时间也紧张;四是适用简易程序的决定权在法院,审判人员更愿意给自己留出充裕的时间,相较于一个错案的发生,适用简易程序给法官个体带来的益处实在是不值一提。这里可能有人会怀疑是不是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太保守,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一部人的因素,但最多也就是因素之一。现行法对于简易程序审理时限的规定,是为了提升了诉讼效率,但是也给审判人员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因此便产生了一些人将本应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化成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获取更多时间和空间,然而却与立法初衷相违背,大量较为轻微的案件按照较正规的程序处理,由此带来的司法资源的严重不合理现象,导致公正与效率的两败俱伤。[⑧]

(二)简易程序适用条件的认定较为困难

调整后的刑事简易程序较旧法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也改正或者调整了旧法在实践中的诸多不足,然而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实施之初司法机关对新法的理解和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一些茫然和无措。现行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其范围几乎涵盖了基层法院的所有刑事案件,因此,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其重点工作主要是立案时对适用条件的认定和庭审中对量刑争辩,虽然法律条文对适用条件有积极和禁止两个方面的说明,但实践中对“证据充分”的认定、被告人“认罪”的认定却是重点和难点。

现行刑诉法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由于法官在立案审查时,都是通过检察机关前期制作好的卷宗材料进行审查,并未参与到侦查和起诉阶段,没有当面询问与质证,一位具备足够经验和技能的检察官都可以保证其制作的起诉书和卷宗在形式上是完备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然而,证据如何取得,证据是否经过人为选择性的筛选,是否有刑讯逼供等无法得知。另一方面,法官审查工作到底做了没有,做到了什么程度,其他人不得而知。因此,如果单单采取这些书面材料来看,是很难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的,证据如果有问题,便不可能推断事实清楚,而庭审过程又是主要针对量刑来进行的,无法通过法庭调查和质证等环节来对证据进行再审查。

现行刑诉法规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被告人“认罪”是现行法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然而现行法对“认罪”的界定同样没有标准,对被告人的自愿程度、理智程度审查没有具体要求。[⑨]其一,“自愿”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形容词汇,实践中确实很难准确的把握,尽管如此,有经验的法官还是可以从与被告人的接触中,从行为举止、言语谈吐等体会出行为人的心理脉络。这对法官又提出了法律业务之外的要求。其二,多数案件,法官在询问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基本不会再深究被告人对这一回答的理性程度,而现实中很多被告人的法律知识较少、法律意识淡薄,对于自己的回答根本不明白其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当然制度设计上有辩护律师可以帮忙,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辩护环境确实不理想,检察机关势强、辩护方势弱的格局在一段时间内还是难以改变,且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尽管辩护人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但所得的信息,再转述到被告人,必然存在信息丢失,即便是辩护人可以接触到证据,由于被告人才是案件当事人,对同样一种信息,辩护人和被告人所做出的反应也不同。因此,如何让辩护人帮助被告人认清“犯罪”,如何确定被告人真实“认罪”都需进一步探讨。

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司法机关在对某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上也存在一些争议,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新刑诉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未成年人的案件是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但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作分案处理,如果未成年人的案件中,被告人认罪并适用简易程序,而另案中其他被告人对案件的犯罪事实不尽相同,那么由于主审法官和合议庭往往是不相同的,便很有可能会出现同一案件而认定的事实不同的情况,这是决不詓unbet淼模质抵杏趾苣汛怼

(三)被告人难以行使程序选择权

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告人享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是否启动或者变更简易程序的权利。[⑩]程序选择有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的选择方式,现行法规定启动简易程序有两种方式:一是人民法院认为符合条件的可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二是检察机关可以在提起公诉时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不具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建议权,无论以何种方式启动,都必须得到被告人的同意,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案件,因此,被告人对于程序的选择是被动、消极的。在实践中,被告人的法律知识和素养大多不高,甚至是相对低的,对于实体法或许还有所了解,但对于程序法的了解几乎是肤浅的,更不会知晓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的利弊之处,再加上被告人的弱势地位,害怕、恐惧等心理往往不会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因此,可能会存在很多的案件,根本就谈不上被告人“选择”审判程序,理智、自愿的去“选择”就更是无从谈起。另外,很多被告人在犯罪过后,也多有悔过之心,希望尽快得到判决,放下承重的包袱安心改造,由于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权而无法达成,不得不说也是一种遗憾。然而,被告人的这些现实因素直接导致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不稳定性,也会影响到诉讼结果的稳定性。

一些学者认为,简易程序的激励机制尚未完善,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徒有其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现在被告人对待简易程序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的、不关心的,因为被告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对其有何利弊,审判人员和辩护律师对其所作的解释和告知工作往往也是不到位的,其关心的是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结果。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被告人自身法律知识浅薄,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激励措施不明确,甚至有时根本没有体现,长此以往,随着被告人法律意识的强化,诉讼过程中选择对己有利的普通程序,有机会博得更多辩护机会和赢得法官心理倾向的可能,又何乐不为呢,另外,法官在量刑幅度上没有统一标准,也较难以进行把控,有时甚至不去考虑,但这些情况可就与刑事简易程序制度立法的初衷相背离了。

(四)辩护权未得到有效保障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2013325日的刑事审判座谈会上提出,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错案上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充分尊重和保护律师依法履职的权利,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这段话学界更多的理解可能是在下一步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但是它同时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刑事辩护现状不容乐观,再具体到本文讨论的刑事简易程序中,可能表现的更是如此,因为可能包括法官在内的人都会认为,被告人自己都已经认罪了,剩下事多半是走程序了,辩护律师进行辩护的实质意义已经不大了。再从律师从业现状看,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律师基本也就在本辖区从业,面对被告人和法官、检察官时,一边是这一个案件的当事人,一边是需要长期打交道的法官、检察官,轻重自知,说话的立场有些偏离、保护被告人的力度不够坚决等情况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类情况的发生往往与案情的轻重程度有关,案情轻,发生的几率便会高一些,而刑事简易程序中有很大一部分便是轻型的案件,因此,刑事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权问题更加应该获得重视。


三、保障刑事简易程序依法运作的若干对策

前文中对刑事简易程序的理论、国内外刑事简易程序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过程等都做了简要介绍,还对我国新刑诉法实施以来遇到了一些问题进行梳理,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都在对次密切关注,有些问题也正做着应对处理的尝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和处理。

(一)防止简易程序不当转化为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不当转化为普通程序的原因主要有:1. 思想观念方面。一方面,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社会结构复杂程度有别,年人均办案数会有很大差别,对于一些年人均办案数少的检察官和法官对使用何种程序审理案件并不是太在意,办案多的地方可能会实实在在体会到“需要”简易程序;另一方面,被告人多数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根本就不理解,甚至对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职能都说不清,如果片面了解一些简易程序审理中的某些不利因素后,大多人对简易程序审理是有抵触的。2. 审理时限紧张。一是有些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但案情却并不“简易”,二十天审限对于审判人员来说确实不够,又担心会有差错或遗漏,所以选择余地更大的普通程序便也是情理之中了,再者,对于一般简易程序案件其审理时限由原先的三十天改为现行法规定的二十天,很多基层工作的审判人员,需要一个过渡期来调整工作模式,以适应这一变化;二是一些案件的处理上,如果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多数是选择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而审委会多是一段时间定期召开或者有特殊情况召开,都不是由办案人员决定的,往往会对审限有影响;三是一些特殊案件,如未成年人的案件,通常需要调查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监护情况、教育情况等,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往往需要经过调解等,这些都增加了审理时间。3. 程序变更缺乏操作标准和监督。现行刑诉法第209条第4款规定“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这是一条兜底条款,却也是最可能产生不当转化的借口。

综上分析,要防止简易程序不当转化为普通程序要从几个方面入手,1. 重视程序正义。在中国法制史的长河中,历来推崇实体正义,甚至一度忽视程序,司法机关要在思想上认可程序正义,并坚决贯彻执行程序的实施,以保障公平正义。2. 加强简易程序适用过程中的稳定性。一是要加强对选择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把关,该部分将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说明,二是庭审前期工作要规范细致,利用多方会议固定证据、了解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附带民事诉讼需要调解的,尽量在庭前达成意思一致,保证庭审过程的顺利,如果有变化也可以及早调整。3. 规范兜底条款的使用。加强对法院的监督,在法院以“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为由而适用普通程序的,法院应给出规范的解释说明,并告知各方,而检察机关在履行公诉职责时,也要对法院的职能履行进行有效监督,两高也应适时出台相关的解释或指导意见,规范各地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转化为普通程序的操作,防止不当转化的出现。

(二)严格审查与把握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这些都是适用简易程序的先决条件,事实清楚是基于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理智性又是基于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因此审判人员对于证据充分的审查实际上是所有审查的原点。法院的庭审阶段,在把量刑作为主要环节的同时,应该加大对“自愿认罪”的认定工作,这不仅关系到适用简易程序是否合法,还直接关系到事实是否清楚,案件是否能得到公正的裁决,因为即便是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理依然需要有充分的证据,不能将被告人的自白作为证据,理论界认为,依据证据裁判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之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11]笔者认为,应当设置专门的证据审查程序、被告人认罪答辩程序和适用简易程序的无异议答辩程序,而且该三项程序的时间节点都应提前至起诉书副本送达之时,都应有辩护律师在场。

证据审查程序,首先是检察机关向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作证据展示,审判人员审查被告人对检察机关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和展示的证据的意见,据此判断该案件是否符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从而进一步确定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关于被告人认罪答辩程序,笔者赞同一些学者提出的,应该有法官和辩护律师参与,其时间应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时间应介于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并完成了证据展示后,和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即庭前阶段的承认,这是认罪成立的时间条件;认罪是被告人在证据展示的基础上作出的承认行为,这是认罪成立的实质要件;认罪是被告人在其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面对审判人员作出的承认行为,这是认罪的形式要件。审判人员确认被告人认罪真实性,应当询问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以防被告人在庭审过程中有翻供或不一致等情况的发生,同时了解辩护人是否对指控提出质疑或意见等等。

当认罪答辩程序结束后,被告人的认罪条件成立,如果达到启动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时,则可以开始履行适用简易程序的无异议答辩程序,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书送达被告人,如果是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还应同时将适用简易程序意见表送达被告人,同时法官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的操作流程、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方面等事项,如果是法院决定适用则可以直接进行相关告知事项,该过程同样要求辩护律师在场,在被告人充分了解了适用简易程序的利弊后,做出同意与否的决定,被告人同意后,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应立即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履行完毕相关手续后,适用简易程序的无异议答辩程序完成。这样在庭审时可以取消法庭调查阶段的相应程序,工作前置,减少庭审环节,也避免在庭审时,被告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再转换成普通程序而造成的时间、人员、资源的浪费。

(三)保障与激励被告人行使程序选择权

从简易程序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其诸多益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相比较普通程序更快捷、操作性更强、减少诉讼时间、节约司法成本等等,但其未能提供被告人足够的辩护时间和空间,一些环节的简化导致审判结果偏差甚至误判的可能性增加,因此,一定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保障被告人程序选择权。

有学者就提出了要保障被告人的“听审权”,认为这是程序最低限度的程序性保障,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权利:请求咨询权、请求表达权、请求注意权。[12]关于请求咨询权,就是要让被告人清晰明白的了解什么是简易程序,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将会失去什么权利、可能失去什么权利,将会得到什么补偿、可能得到什么补偿,并且由被告人明确的表达是否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由于历史的原因,被告人在诉讼中往往处于绝对劣势,而事实上,被告人本就应是诉讼中的主体之一,现行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必须经过被告人的同意,一方面是对被告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保障被告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自愿性和自由性。在征求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件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之前,必须完整的告知被告人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可能需要承担的不利因素,并且明确告知被告人“不同意”是其无条件的权利;即便是在庭审过程中,也需要有复核被告人选择权的真实性、自愿性,排除被告人被欺骗、胁迫等情况的存在;另外,这些程序的事宜的处置过程,如果被告人有辩护人的情况,都需要在有辩护人在场,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行使。

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后,现有的激励措施,直接表现是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被告人的诉累,而被告人真正在量刑上所得到的实惠未能明显体现,被告人关心的自首、认罪、供述、对被害人赔偿、被害人谅解等都有着明确的从宽量刑幅度,自首40%以下、供述20%以下、认罪10%以下、赔偿30%以下、谅解20%以下,认罪并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从宽量刑幅度方面尚无明确规定,且“从轻处罚”的力度也不够。比较国外的简易程序,一般对于被告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都会有较为明确的从宽量刑幅度,如意大利的法律规定:在简易程序中判罚的情况下,法官在考虑到一切情节后所确定的刑罚应减少1/3;在只能判处罚金的处罚令程序中,判处罚金的数额应减少50%。在英国,主动认罪的被告人通常可以获得法定刑罚25%30%的折扣。在美国,对被告人明确表示承认并肯定接受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个人责任,应降低两个犯罪等级。[13]毫无疑问,激励措施越明确、力度越大,被告人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概率就会越高,所带来的诉讼效率也会更高。当然,在对效率追求的同时,不能牺牲了民众对公正的认同,要做到普通百姓认同适用简易程序给予被告人的量刑优惠激励,也是需要时间和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

另外,在建立适用简易程序激励制度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很多特殊情况的处理。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第一审案件,这其中不排除中级人民法院有一部分案件最终会判处有期徒刑的,在这些案件中,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了,但却因为不是基层法院而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使得被告人失去从轻处罚的权利,从而造成了由于不同审级的法院因适用程序的不同在量刑上的失衡,此种类似问题,恐怕还需要通过统一规范的司法解释予以统筹考虑、解决。

(四)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

被告人辩护权保障的问题在我国实际上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了,要正在做到,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首先是人们的“人权”理念问题,这里的“人们”不仅是法律人,更多是普通民众,需要普通民众在对待被告人时,虽然其犯了罪,甚至是重罪,但是他在未被法律剥夺相应权利前,依然享有基本的人权,只有这样,群众和舆论媒体才会不影响法院的公正审理;其次是司法人员的“控辩平等”思想,因为受到传统和历史思想的影响,我国目前控辩不均等的情况仍然存在,司法人员只有树立了这种控辩平等思想,所办理的案件才能更有司法公信力。具体到刑事简易程序,笔者认为,“该简单的不能使其复杂化,该复杂的也不能过于简略”,[14]刑事简易程序是让一个复杂的程序简单化,而辩护人充分的参与案件审理则是属于不能过于简略的部分。一个方面,应扩大法律援助在刑事简易程序中适用范围,在被告人认罪并且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下,被告人一方实际上放弃了一部分本该属于自己的诉讼权利,而获利的却是国家,国家节省了司法资源,因此,国家也有义务为被告人提供帮助,可以根据目前的情况,将法律援助扩大到简易程序中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在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律师情况下,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提供辩护服务。另一方面,是对辩护程序的保障,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节点,如前文中所述的认罪答辩程序、适用简易程序无异议答辩程序,另外,还应要求辩护律师必须出庭参加庭审,从现行法和实践中看,证人基本是不出庭的,辩护律师在法院指定辩护的情况,多数也是不出庭而直接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则庭审程序便成了走过场,这也明显违反“有效辩护”[15]的原则。有权必有责,违规必追究,还应建立对辩护律师的违规或不作为的处罚措施,反向促使辩护律师能严格对待辩护职责。(管震)

 

 

 

 

 

 



[①] 马贵翔:《刑事简易程序概念的展开》,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②] 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③] 王北华、刘忠杰:“论刑事简易程序”,载中国法院网,2003年12月8日发布。

[④] 艾静:《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⑤] 王晋:“德国简易刑事程序评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⑥] 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资料汇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⑦] 王国枢、项振华:《中外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及比较》,《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

[⑧] 陈瑞华:《公正与效率的冲突与平衡》,胡旭晟主编:《湘江法律评论》(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高一飞著:《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56页。

[⑨] 谢登科:《认罪案件诉讼程序研究》,吉林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

[⑩] 张云鹏:《论刑事简易程序被告人的选择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44页。

[11] 林钰熊:《刑事诉讼法》(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8页。

[12] 肖瑶:《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简易程序的两点思考》,《知识经济》2014年第2期。

[13] 蒋征宇、张娅娅:《论‘对认罪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规定在我国普通程序简化审中的适用》,上海法院网,2014年6月10日访问。

[14] 左卫民等:《简易刑事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15] 有效辩护原则,是指辩护应当是实质意义上的,而不应当是形式上的,包含三个意思:一是被告人应当享有充分的辩护权,二是被告人应当被詓unbet砥盖牒细竦谋缁と耍枪矣Φ北U媳桓嫒俗孕斜缁とǖ某浞中惺埂2渭斡⒒裕骸缎淌滤咚显怼罚沙霭嫔2004年版,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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